1，免疫逃逸是Omicron取代Delta的关键原因

香港大学文章的题目是“Pathogenicity, transmissibility, and fitness of SARS-CoV-2 Omicron in Syrian hamsters”，报道了在仓鼠模型中，Delta和Omicron两种突变株体内的病毒毒力、传播能力及病毒适应性（fitness）的差异【1】。

这篇文章与之前两篇Nature文章的结论一致。仓鼠是研究SARS-CoV-2的最好体内模型之一，因为仓鼠感染病毒后的病理变化和疾病进展与人类似。

研究发现与感染Delta的仓鼠相比，Omicron感染后的仓鼠没有明显的体重减轻，其临床评分显示临床表现轻微，呼吸道病毒载量显著降低，而且炎症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失调并不严重，因此肺损伤十分轻微。

然而，Delta和Omicron两种突变株都具有很高的传播能力，在没有免疫选择压力的情况下（即没有明显免疫逃逸的情况下），Delta的传播能力超过了Omicron；一旦引入了免疫选择压力，那么中和抗体对Delta的抑制作用明显，但对Omicron缺乏抑制作用很差，这一特征造成了Omicron能够迅速取代Delta。

因此，免疫逃逸是Omicron取代Delta的关键原因。

2，Omicron突变株嗜肺性降低

来自牛津大学十分重要的研究论文题目是“Pathogen-sugar interactions revealed by universal saturation transfer analysis”，一定程度解释了目前的新型冠状病毒SARS-CoV-2突变株嗜肺性降低原因【2】。

这项研究首先介绍了研究病原体糖基化的重要技术“通用饱和转移分析”（uSTA），它以现有的核磁共振光谱为基础，应用高通量自动化技术定量蛋白-配体相互作用。uSTA揭示了SARS-CoV-2早期B谱系SARS-CoV-2 Spike三聚体以其NTD结合唾液苷糖。Cryo-EM验证了Spike NTD与唾液苷糖的结合（2.3A）。

有趣的是，目前流行的突变株Omicron等其NTD发生的突变（H69/V70/Y145）使其与唾液苷糖结合减弱或者消失。

而人肺泡细胞的N-连接糖蛋白上具有唾液酸化聚乳糖胺基序（Sia-Gal-GlcNAc motifs，N-linked-polyLacNAc-chains）与突变后的病毒NTD不能有效结合，可能是Omicron等突变株嗜肺性降低，从而毒力下降的重要原因；但却也同时使新的突变株具有“减少中和抗体结合及被清除”的潜力，从而更具适应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