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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明日始公布:一位中国人是热门人选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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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-10-02    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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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,生命科学与医学的进展可以用“突飞猛进”来形容。10月3日,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颁布即将拉开“诺奖周”序幕。与往年一样,有关获奖者的各种预测和猜想,早已如火如荼。

诺贝尔奖的决定方式高度保密,候选人名单和提名者的投票记录都会被封存50年之久,直到奖项公布前也几乎不会提前透露任何内部信息。这也让奖项预测变得颇有挑战。不过,生命科学领域的许多奖项都充当了诺奖的“风向标”。

在新冠疫情的衬托下,连续两年夺奖呼声最高的要数mRNA疫苗技术。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卡里科(Katalin Karikó)和魏斯曼(Drew Weissman)已经横扫了包括拉斯克奖、科学突破奖在内的五个重要奖项,被认为未来获得诺奖“只是时间问题”。通过对信使mRNA的修饰,他们开发的治疗技术,使得高效的新冠mRNA 疫苗的快速开发成为可能。

在预测诺奖方面成果显著的“引文桂冠奖”,今年将目光都投向了临床应用。同样来自宾大的华人学者李文渝(Virginia Man-Yee Lee)发现了TDP43 蛋白聚集是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(ALS)和额颞叶变性(FTLD)的病理特征,对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作出突出贡献。

2006年,李文渝在美国《科学》(Science)周刊发表的开创性论文,目前已被引用超过4000次。而日本东京都医学科学研究所脑神经科学部主任长谷川成人(Masato Hasegawa)比她晚了几个月发表了相似的独立研究成果,因此两人被认为有可能会同时获奖。

除此之外,还有两位对疾病的遗传基础做出开创性发现的科学家受到“引文桂冠奖”青睐。华盛顿大学的玛丽-克莱尔·金(Mary-Claire King)揭示了BRCA基因突变在乳腺癌和卵巢癌中的作用,彻底改变了癌症筛查;哈佛医学院的斯图尔特·奥金(Stuart Orkin)发现了各种类型地中海贫血背后的基因变化,从而为遗传性血液疾病带来了有希望的基因疗法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今年刚刚颁布不久的拉斯克奖花落香港学者卢煜明。1997年,他在母亲血液中发现胎儿DNA,彻底改变了筛查胎儿遗传异常的临床实践,后来更实现了唐氏综合征的无创产前检测,如今每年都有数百万人使用。卢煜明也将成为未来诺奖的有力争夺者。

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有一定的周期性规律,在基础生物学发现和临床应用之间分配比例大约为2:1。在神经疾病、癌症或传染病方面的发现,每十年左右就会获胜一次。比如, 2015年的蛔虫和疟疾治疗、2018年的免疫肿瘤学和2020年的丙型肝炎,均属于更侧重临床的奖项。

而在基础领域,据多年关注诺奖相关科学史的徐亦迅博士统计,截至2021年,总共有16个奖项颁给了神经生物学,15个奖项颁给了遗传学,13个奖项颁给了与新陈代谢有关的生物化学,还有8个奖项颁给了细胞内的信号传导。比如,2017年的生物钟运行的分子机制,2019年的细胞在分子水平上感知氧气的基本原理。而去年的温度和触觉感受器,就属于神经生物学领域。这也意味着去年另一大获奖热门——影响神经科学研究的革命性技术光遗传学技术,可能还需要等上几年才会获奖。

今年正好是遗传学创始人孟德尔逝世200周年,遗传学也是热点领域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尔·格伦斯坦(Michael Grunstein)证明,组蛋白与基因表达调控相关;洛克菲勒大学的大卫·艾利斯(David Allis)则首次发现了组蛋白乙酰转移酶,可以激活调节基因活性,这一发现标志着表观遗传学的兴起,如今研究人员和生物企业正开始利用它治疗人类疾病。两人共同分享了2018 年拉斯克奖和 2016 年格鲁伯遗传学奖。

上一次表观遗传学获得诺贝尔奖,还要追溯到2006年,当时罗杰·科恩伯格(Roger Kornberg)凭借解开RNA转录本如何组装分子之谜赢得了诺贝尔化学奖。因此,上述工作今年可能争取生理学或医学奖或者化学奖两个奖项。

与疾病抗争:回顾四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“奖项背后的故事

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自1901年开始颁发。从1901年到2021年,共产生112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,共计224人获得奖励。其中,12位是女性。

迄今为止,最年轻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是弗雷德里克·班廷(Frederick G.Banting),他在1923年获奖时,年仅32岁;最年长的是佩顿·罗斯(Peyton Rous),他在1966年获奖时,已经87岁。

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发展历史中,诸多研究深刻影响了临床医学的实践,为人类攻克疾病开辟了全新的道路。在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名单即将揭晓之际,澎湃科技梳理了近年来获奖研究转化为临床应用的案例,回顾四个“奖项背后的故事”。

一 哈维·阿尔特(Harvey J. Alter):丙型肝炎病毒捕手
202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,左一为哈维·阿尔特。

2020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颁发给哈维· 阿尔特(Harvey J. Alter)、迈克尔·霍顿(Michael Houghton)和查尔斯·赖斯(Charles M. Rice),以表彰他们对发现丙型肝炎病毒做出的贡献。

哈维·阿尔特是丙型肝炎病毒的发现者。他喜欢读罗伯特·弗罗斯特(Robert Frost)的诗,担任过美国罗切斯特大学(University of Rochester)的校报主编。因年龄原因逐步退出研究一线之后,他在2013年以诙谐幽默的笔调撰写了自传《未选择的路,以及我是如何爱上肝脏的》。

哈维·阿尔特是一对犹太夫妇的独子,他从小就对医院颇感亲切,觉得自己命中注定要成为一名医生。上大学时,他选择了有医学院的罗切斯特大学,却没能在第一学期进入医学院。出乎意料的是,“校报主编”的经历却让他意外被医学院录取——医学院院长伦·芬宁格(Len Fenninger)是他的读者,在一次采访中,他和这位能把学生“吃了”的面试官一拍即合,拿到了70个录取名额中的一个。

此后,他的人生经过了多个关键抉择:1961年,他“逃脱”兵役,进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(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,NIH),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;1962年,他和巴鲁克·布隆伯格(Baruch Samuel Blumberg)建立了合作,发现了澳大利亚抗原,后错失分享诺贝尔奖的机会。1969年,澳大利亚抗原被证实与乙型肝炎病毒有关,他又回到NIH,继续研究输血相关性肝炎(TAH)。

1975年,他的团队发现了非甲非乙型肝炎(NANBH),但一直难觅病原体的踪影。他觉得十分沮丧,只能写诗祈祷肝神保佑:“肝神高无上,赐予我力量;毕其功于一役,罪魁速落网。”1988年,肝神可能被“感动”了,他和凯龙疫苗公司(Chiron)合作,成功开发出丙肝抗体检测方法,并于1990年开始应用于献血者筛查。

诺贝尔奖官网评价:“由于他们的发现,现在可以进行高度敏感的病毒血液检测,这些检测基本上消除了世界许多地区输血后肝炎,大大提升了全球健康水平。他们的发现也使抗丙型肝炎病毒的药物得以迅速发展,提高了从世界人口中根除丙型肝炎病毒的希望。”

二 詹姆斯·艾利森(James P. Allison):发现癌症免疫新疗法
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,左为詹姆斯·艾利森。

詹姆斯·艾利森是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之一,因在“发现负性免疫调节治疗癌症的疗法方面的贡献”,他和本庶佑(Tasuku Honjo)共享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

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中心(IARC)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,2020年,全球新发癌症病例共1929万例,全球因癌症而死亡的病例共有996万例。癌症已成为人类健康最大的威胁之一。

据诺贝尔奖官网介绍,艾利森的主要贡献在于,1994-1995年,他研究了一种已知的蛋白质CTLA-4蛋白,它对免疫系统起刹车作用。艾利森意识到,可以释放“刹车”的潜力,从而释放我们的免疫细胞,攻击肿瘤。随后,他将这一概念发展成为治疗患者的新方法。

艾利森的童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以石油开采为主业的小镇度过,他的父亲是镇上的一名外科医生,他偶尔会跟随父亲上门出诊。在此过程中,他逐渐意识到,相比成为医生,他对允许试错的科学研究更感兴趣。

在艾利森11岁时,他的母亲因淋巴瘤去世。四年后,他的两位叔叔也相继被肺癌和黑色素瘤夺去生命。2005年,他的大哥死于前列腺癌。大哥的葬礼结束后,仅仅过了一周的时间,他自己也被诊断出前列腺癌,后又被发现有黑色素瘤,好在都确诊得早,他几次三番躲过癌症的“突袭”。

家族被癌症笼罩的历史,为他提供了寻找癌症新疗法的动力。为了把自己的发现转化成有效的抗癌疗法,他开始在美国各地介绍自己的发现,然而在前三年,他接触的所有公司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。又经过两年的努力,他和一家叫做梅达瑞克斯公司(Medarex)的新兴生物技术公司达成了合作,开始研发针对CTLA-4的抗体,首次小型临床试验效果不佳,但他们没有放弃。

2009年,美国制药巨头百时美施贵宝公司(Bristol-Myers Squibb,BMS)收购了梅达瑞克斯的股份,这次收购最重要的一项工程,是正在研究阶段的伊匹单抗(ipilimumab)。2010年,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ipilimumab进入第一个Ⅲ期临床试验。刚开始很不顺利,病人的肿瘤体积似乎比用药前更大了。就在公司打算放弃的时候,一位病人对负责临床试验的医生说:“别太在意 X 光片上的图像,我的身体感觉很棒。”因为这句话,医生决定再等等。两个月后,病人再去拍片时,肿瘤体积竟显著缩小,ipilimumab起作用了。

2011年,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(FDA)正式批准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CTLA-4单抗ipilimumab(商标名 Yervoy)上市,用于晚期黑色素瘤治疗。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获批上市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,开创了癌症免疫治疗新时代。

三 屠呦呦:一心扑于青蒿素
2015年,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,最右为屠呦呦。

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分成了两部分,一半由威廉·坎贝尔(William C.Campbell)和佐藤村(SatoshiŌmura)获得,以表彰他们在治疗蛔虫引起的感染方面的新发现;另一半由屠呦呦获得,以表彰她在“在治疗疟疾方面的新发明”。

屠呦呦16岁时得过肺结核,病愈后,她对医学产生了兴趣。1951年,屠呦呦考取北京大学药学系,成为中国首批女大学生中的一员,在分专业时,她选择了冷门的生药学专业。

1969年,屠呦呦加入“523工作组”,即“全国性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小组”,开始了她的抗疟疾研究之路。在三年多的时间里,屠呦呦带领同伴们进行抗疟疾筛选,经过对200多种中药、380多种提取样品的药物的筛选后,他们才锁定青蒿。但几轮测试后,青蒿的效果并不如意,它对疟原虫的抑制率最高也只有40%左右。

于是,屠呦呦开始钻研古籍,读到《肘后备急方》之卷三·治寒热诸疟方第十六的记载时,她忽然想到,青蒿抗疟疗效不显著的根本原因或许是它会在高温下发生酶解,这意味着,需要改变高温提取青蒿素抗疟成分的方法,转而采取低温提取的方法。

1971年10月4日,在第191号青蒿素乙醚中性提取物的抗疟试验中,他们使用乙醚提取出了对疟原虫抑制率达到100%的“醚中干”。乙醚等有机溶剂对身体有害,屠呦呦课题组中,许多人的身体都受到了损害,屠呦呦也因此得了中毒性肝炎,但这并没有阻挡他们试验的步伐。在此后的狗疟用药实验中,一只狗出现了毒性反应,“醚中干”的安全性被质疑。屠呦呦以身试药,证实了“醚中干”的安全性。

1972年,屠呦呦课题组首次从青蒿中提取出抗疟有效单体,将它命名为青蒿素。次年,第一批青蒿素片剂制作完成。然而,其效果却大打折扣。经测试,研究人员发现了问题所在——青蒿素片剂在制备过程中,崩解时间太长,导致其中的青蒿素还未被人体吸收,就已经随残余药片排出。于是,研究组转而选择胶囊的形式,经过多次临床试验,收效良好。此后,越来越多的抗疟疾药物被研发出来。

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发布的《世界疟疾报告》显示,2021年,全球约有2.41亿个疟疾病例,62.7万人死于疟疾。目前,以青蒿素类药物为基础的联合疗法,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用于疟疾治疗,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。

四 罗伯特·爱德华兹(Robert Edwards):“辅助生殖技术之父”

罗伯特·爱德华兹

罗伯特·爱德华兹是201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,因对“体外受精的发展”的贡献而获奖。

爱德华兹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(Manchester)郊外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,早年贫穷的生活使他成为了终生的平等主义者,并对农业和自然历史,尤其是动物的繁殖模式产生好奇心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,他被迫中断学习,成为了一名军队文员,后来,他又意外被爱丁堡大学(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)录取。为了攒够学费,他同时打了三份工。

在爱丁堡,他遇见了他的终身伴侣和科学研究合作者——露丝·福勒(Ruth Fowler),1954年,他们结婚,并在1959到1964年间生了5个女儿。露丝·福勒的父亲和外祖父均有爵位,且都拥有很高的学历。爱德华兹称,一开始,他有点被露丝·福勒的家庭背景吓到。

爱德华兹有着广泛的科学兴趣,但是一直保有实现人类体外受精(IVF)的雄心。在与帕特里克·斯特普托(Patrick Steptoe)的合作中,他找到了一种从卵巢中取出卵子的方法,并成功实现了人类卵细胞的体外受精。

其后,爱德华兹经历了一段饱受争议的日子。1970年末,爱德华兹向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(UK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,下称MRC)申请资金。然而媒体、科学界和医学界对他的研究进行了攻击,导致MRC直接拒绝了他们的拨款申请。接下来的7年里,爱德华兹往返于剑桥大学和大曼彻斯特(Greater Manchester)的奥尔德姆(Oldham)综合医院之间,往返需要12小时,他不得不把露丝和五个女儿留在剑桥。

1978年7月25日,世界上第一个体外受精的孩子出生。

据诺贝尔奖官网介绍,对许多人来说,孩子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着中心位置,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然地拥有孩子,女性输卵管可能堵塞,卵子或精子可能细胞过少,体外受精可以解决这些问题,帮助不孕不育的夫妻实现生养孩子的心愿。

附:近三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名单

2021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大卫·朱利叶斯(David Julius)和阿登·帕塔普提安(Ardem Patapoutian)“他们发现了温度和触觉受体”。

2020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颁发给哈维·阿尔特(Harvey J. Alter)、迈克尔·霍顿(Michael Houghton)、查尔斯·赖斯(Charles M. Rice),以表彰他们对发现丙型肝炎病毒做出的贡献。

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小威廉·凯林(William G.Kaelin Jr)、彼得·拉特克利夫爵士(Sir Peter J.Ratcliffe)和格雷格·塞门扎(Gregg L.Semenza)共同获得,以表彰他们“对细胞如何感知和适应氧气可用性的发现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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