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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读到博士了,当个「科研逃兵」可耻吗?听听4位前辈的心声

临床研究

2022-02-23    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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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不是所有博士都会永远做科研,相反,选择“逃离科研”的人正在悄然变多。


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,2020年只有10%的工程博士、16%的物理和地球科学博士在美国从事学术岗位。中国也呈现了这种变化趋势。1997年,中国博士毕业生选择学术职业的比例高达74.6%;到了2020年,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58%。


2019年,《自然》开展了一项针对博士生的调查,发现只有26%的人表示正在做的科研项目足以为他们将来的职业生涯“打好基础”。

无论对导师还是学生而言,这都是一些不该再回避的问题:“科研逃兵”可耻吗?导师应该帮助“逃离科研”的学生吗?学生该不该向导师隐瞒自己转行就业的决定?为此,《自然》专访了4位过来人,分享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和建议。


1、我知道你们中许多人不会做科研,这没关系

(安妮·克鲁克(Anne Krook),华盛顿西雅图实用职场咨询所的创始人和负责人)


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任教七年后,转行进入亚马逊,开展国际网站开发、项目管理和基础设施方面等工作。作为一名从学术界转向企业的成功人士,她在2014年开始给研究生提供职场建议,指导研究生和博士后的非学术就业。
 
学生一踏入实验室,导师就要与他们进行职业规划的沟通,并且这类交流要贯穿在整个课题研究中,以便随时了解学生动向。你如果不这么做,你就不够坦承:看看学生们的安置数字吧,显然大多数研究生和博士后都不会获得教职。

遗憾的是,不少博士生会认为,他们的导师不了解或不关心非学术职业。但事实上,如果导师能直接表达对这些工作的支持,这些学生就能放心大胆地去求职了。


60%的博士找工作,是依靠自己检索网络信息或其他相关研究。图源(《自然》2019博士生调查)

虽然大家都知道学术职位的就业统计数据,但还是有很多博士生表示,不敢透露他们正在寻找非学术工作。


对此,导师应该大声地对实验室里的每个人说:“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不会在学术界任职,这没关系。我想让你知道,我支持你找寻的那份工作,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。

导师一方面应该给学生时间,让他们与所在机构的职业服务团队合作,参加简历写作研讨会、招聘活动。

另一方面,可以每月组织一次团队视频通话,比如邀请3位在学术界以外工作的人描述他们的工作内容、必须解决的难题、在研究生或博士后阶段学到的以及希望学到的知识技能。

这样可以帮助学生拓宽不同领域岗位的社交圈,了解到学术界以外的从业情况。


2、让研究生接触非学术圈的人,至关重要

(印加·孔帝-杰尔佩(Inga Conti-Jerpe),旧金山iso食品跟踪科学开发负责人)


在香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获得海洋生物学博士,研究方向是用稳定同位素分析技术来研究珊瑚礁生态学。进入企业后,他继续开发这项技术,用来验证食品标签。
 
我从未考虑过自主创业,直到遇见那个跟我邻桌四年、研究同一个博士项目的科林·卢克(Colin Luk),如今他也变成了我的商业伙伴。卢克读博前曾开过酒店,在香港餐饮业拥有丰富经验,他经常从学术之外的角度看待我的研究,给我一些启发与思考。

我的博士生导师——海洋生物学家大卫·贝克(David Baker)也支持我创业,但他不能给我更多建议——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术界。

有趣的是,2020年底我离开实验室时,贝克也开始了自己的事业,现在的他也有更多经验来指导学生在各自的兴趣领域创业了。

对学校和导师来说,让研究生接触非学术职业的人是至关重要的,学生可以就此了解更多选择、听取不同观点、发展他们的资源网络。研究生已经具备了知识和实践技能,但找工作的方法往往也与人脉资源有关。

鼓励学生去实习、探索不同的职业也是有效的方法。我读博期间就为香港机场管理局做项目,在机场海堤上移植500多个软珊瑚群落,减少增建跑道对环境的影响。那是我第一次尝试在关心科学技术之外,去关心客户想要什么。

这次经历让我开始思考我的研究目标和想要的结果,真正去衡量自己的兴趣和喜好。

如果我从未探索、从未尝试,就很难遇到自己的理想职业了。


3、只有理解学生,才能帮到他们

(爱德华多·桑托斯(Eduardo Santos),巴西桑坦德银行的数据科学高级分析师)


从巴西圣保罗大学讲师岗位离职后,进入巴西桑坦德银行,在工作中运用科学方法,在数据分析和项目管理方面非常契合商业界的要求。
 
我的学生都很想知道,我在一所好大学获得了终身教职后,为什么还会转行离开。我跟他们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对话,他们也开始明白,面临人生抉择时,需要清楚了解每个选择,清楚自己想要什么,才能走上正确的职业道路。

其实在离开学校前,我就与学生进行定期的职业生涯谈话,问他们现在想做什么样的研究,五年后想做什么,学术职业前景如何,告诉他们为什么需要尽早规划自己的职业道路。

一些学生对追求学术事业犹豫不决,所以我要确保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,我要让他们知道,很少有学术工作只关注做研究的浪漫一面。
 

在企业就职的博士毕业生比例已反超学术工作者。(图源: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调查)


一位不想从事科研的学生曾对我说她想转行,因为喜欢烘焙。我告诉她,如果烘焙让她快乐,并且有合适的职业选择,那就去做。但在她尝试了面包店工作后,发现自己并非真的喜欢。


现在,她正在写毕业论文,寻找数据科学方面的工作。其实,花时间探索自己想做的事也是很有必要的。

年轻的科研人员常常觉得有义务进入学术界,如果不这样做,就会觉得自己很失败。我觉得是时候改变这种观点了。除了学术研究外,还有许多科学家可以发光发热的职业。

导师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倾听学生的意见,了解他们想做什么,为什么要做,想发展什么样的技能,然后帮助他们挖掘自身优势,最后提出好的建议。

只有理解他们,才能帮到他们。


4、别把学生视为商品,就不会局限在“非学术不可”的思维茧房

(雷吉娜·鲍康(Regina Baucom),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家)

 
如果导师把学生视为商品,很有可能会被“非学术界不可”的想法局限。而如果将学生看作无论在不在学术界都可以实现价值的人,就能够摆脱这种心态。

我的最终目标就是,通过教导学生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,让他们到达他们想去的地方。

在招生的时候,我就会与学生讨论职业道路,了解他们想做什么,是研究、教学还是外展服务、非政府组织工作等。

学生加入实验室时,我们会制定指导计划,每年至少讨论一次,询问每个学生一年中取得的成就,最自豪的事以及对取得进步的感受,计划还包括学生需要哪些支持、资源和未来想实现的目标。

研究生课程前期主要从事科研项目,一旦第1篇论文完成并且第2篇、第3篇论文正在推进,我就会帮助他们寻找感兴趣的就业机会。比如有学生对科普感兴趣,我就会帮助他们与博物馆员工建立联系。

我觉得,导师可以将学生与自己朋友中从事非学术职业的人联系起来,让他们接触不同的选择,帮助他们扩展人脉。

博士生选择“逃离科研”的原因探析


历史是一面镜子,“逃离科研”事件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发生:


如获得麻省理工全额奖学金北大才子柳智宇大学毕业后遁入空门;新华网2003年刊载了一篇《我为什么“逃离”科研队伍一位科技人员的自述》,报道了在某研究所工作的4位研究员集体辞职,主人公列举了“保密风气浓厚”、“科研成果署名混乱”、“重当官、轻科研”等等理由。

这不由得让所有人重新想起了“钱学森之问”—“中国的大学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?”,更需要反思的是:到底是什么让这些优秀的人才毅然决然退出,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又出了哪些问题?

《中国青年研究》2014年第8期中,作者万淼对“逃离科研”的原因进行了探析,总结如下:


1、博士生待遇过低 

中科院院士杨玉良认为:“国内博士生待遇低,造成隐性教育不公。由博士奖学金、学校补助和导师补助三者构成的待遇仅仅1000元左右,相比于国外其他国家的优良待遇(德国博士生为1200欧元/月,法国博士生800欧元/月),我国博士生是严格意义上的高科技民工。


2、科学精神的缺乏导致“科研路”难以为继 

- 基础教育阶段的“应试教育”


现实教育中,“科学精神”只不过是很多人放在口头上用来交流表达的语句而已,很多家长与教师所关注的并非是“科学精神”,而是“科学名气”,只要自己的子女或学生能够考上重点大学、硕士、博士,把录取通知书和毕业证、学位证拿到手,那就意味着大功告成。

博士在读期间的“应试科研”

工程院院士秦伯益认为:当前科研领域存在着科学精神缺乏问题,年轻人只是从“应试教育”转变为“应试科研”,创新意识和个性被抹杀。对于博士生而言,在3-4年内完成基础课程和理论课程的学习、博士论文的撰写任务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与时间,但为了能够迅速毕业、找工作,博士生更倾向于通过一些投机取巧方式获取学位,如重复研究、将以往成果改头换面、甚至学术剽窃等等。

走上教师岗位后学术生态环境的不佳

青年教师在“讲师-副教授-教授”的升迁路径上也面临着繁重的论文发表和项目任务,为了实现职称晋升,青年教师不得不进行灌水式制造和发表论文,“十年磨一剑”已经成为混学术圈最次策略。


3、科研与期刊管理的缺陷 

吴锐认为在我国“博导终身制”虽然不是一个公开的制度,但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博导职位是现实中的终身制。


现实的尴尬与拷问饱含了对博士的摧残,一些学生博士4年仅是在开学和毕业时见过老板若干次,平时不管不问,更有些博士期间根本没有受到导师任何有价值的指导,缺乏对研究领域前沿的追逐,而是忙于帮助导师承担课题项目,当然其中不乏大量无创新意义的横向课题。


4、婚姻、就业与健康问题 

博士生首先作为一个人,然后才是学者,除了考虑以上因为教育、学术带来的压力外,还应该注意到个体的生活压力。近年来高学历人群过劳死事件增多,如复旦大学博士生李开学、中国社科院学者萧亮中、复旦大学海归教师于娟……等等事件。不少博士生抱怨过的太累,称快坚持不下去了,这也许是从体征角度看身体与心理不健康的表现,更是摆脱学术的原因和驱动力。


由此可见,博士离开学术界的原因可能有很多。

也许是因为研究岗位和教职太稀缺,“僧多粥少”;也许是因为经过漫长的学习和磨合,最终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科研;也许是因为在人生路上找到了其他更有兴趣的方向。

不做科研的学生不一定就是“逃兵”,看起来“高冷”的导师也不见得就不近人情。尝试沟通一下,互相理解、互相尊重,也许会有惊喜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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